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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轉身 能源型國傢的沖擊波
文 | 於宏源 李志青隨著美國在新能源和能源創新領域的大步前進，仍然高度依賴於石化能源資源的中俄兩國，從國際減排到國內能源結構和產業競爭力，則處處受到壓制和影響。美國頁巖氣革命對內逐漸改變能源結構，有利於提升美國減排的信心。到2035年，美國天然氣在電力和交通領域替代超過20%，由此形成美國的減排優勢。因此奧巴馬第二任期立足美國能源獨立和能效革命，推動美國成為能源型國傢。“能源型國傢”的背後美國自克林頓以來的歷屆政府盡管在具體立場和政策有所差別，但卻都不同程度地力推能源的本土化及獨立，這一方面可以令美國擺脫對中東等海外能源的依賴，另一方面，也有加速能源戰略轉變，提升本土社會經濟“能源競爭力”的考慮，即提高能源供應穩定性為經濟成長護航。就此而言，其長期在本土能源供應上的一個努力結果便是，不僅新興能源品質頁巖氣得以大開發，同時，其本土內的其他傳統油氣資源也都在技術進步推動下得到瞭大發現或開發，這一點奠定瞭美國在未來提升其能源產出和就業規模的一個客觀條件。當前美國新興能源部門因其低起點而供不應求，傳統能源部門則因其高補貼而供過於求。從社會經濟總體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重疊會產生更加嚴格的能源約束，但同時，基於其較高的能源生產能力，最終必將導致能源過剩。隨著美國政府繼續長期對煤炭圍追堵截，然後又鼓勵利用清潔能源，那麼其現有過剩產能極有可能向國際傾銷。未來數十年裡，能源缺口或者說廉價能源的缺口依然是很大的，大量發展中國傢和後發國傢的旺盛能源需求或許正好為美國的能源輸出創造便利條件，從而幫助美國真正坐實其“能源化”的發展趨勢。從內政和外交的界限來看，美國的氣候變化行動顯然主要從屬於前者，但卻不失其地緣政治上的意義，那就是抑制其在國際上的最大競爭對手中俄。從全球氣候治理角度來看，奧巴馬表現出以能源為核心重塑氣候變化國際領袖的強烈意願：一是以能源利用方式的調整為中心，設定瞭要在2020年前將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翻番，到2035年80%的電力供應要來源於清潔能源的目標；二是繞開國會立法，強調通過行政措施實現能源改革和減排溫室氣體，如向環保署管理電廠簽發總統備忘錄來控制美國煤電數量，並要求美國政府停止用公共融資去建燃煤電廠 ；三是加強氣候政策的團隊建設，奧巴馬不僅留任斯特恩繼續作為氣候談判代表，而且設置瞭氣候變化咨詢委員會，成立氣候政策總統顧問團隊，其成員均為氣候議題的長期積極行動者。奧巴馬政府正在推動“氣候主動外交”，即體系上構建軸輻氣候談判構架，在雙邊謀求與新興發展中大國、歐盟、日本等加深氣候合作。在氣候談判體系方面，奧巴馬計劃的核心是構建一個所有締約方參與的、相對恒定的“軸協議”，圍繞這一作為核心的“軸協議”，達成一系列具體、可實施、不一定所有締約方參與、便於修改的“輻決議”，共同構成氣候治理體系。凸顯的外交壓力在雙邊外交層次，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奧巴馬和克裡作為外訪的重要議題，而其工作重點是在對華氣候外交方面，克裡積極推動中美簽署《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設置戰略經濟對話中的氣候工作組，中美首腦首次會晤共同促成中美關於氫氟碳化合物合作。美印也決定在美印戰略對話中設立氣候變化工作小組。克裡在對日本訪問中提出所謂氣候外交“三個支柱”。從國際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美國政府更容易通過氣候環境外交而在國際舞臺上對中俄施加壓力。故而，奧巴馬《總統氣候變化行動計劃》中所隱含的氣候外交理念，即以相對較為積極的氣候政策或表態來消解歐盟等氣候變化應對急先鋒的反對情緒，並進一步逼迫中俄在氣候變化上露出政策底線或者頻頻作出讓步，同時還可用來換取其他外交領域的利益，其意圖不得不防。隨著美國在新能源和能源創新領域的大步前進，仍然高度依賴於石化能源資源的中俄兩國，從國際減排到國內能源結構和產業競爭力，則處處受到壓制和影響。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能源和制造業產業基礎因此而受到動搖，並最終也無力與美國相互競爭。因此氣候和能源是當前最大的國傢競爭力，無論是外交上的得失，抑或是環境和產業上的利益，世界各國的政策和戰略都必須服從於提升國傢長期競爭力這個終極目標。什麼是國傢競爭力，一是國傢在各方面的現有實力，二是體現為未來增長的發展潛力。從表面上看，美國能源型國傢建設提升瞭美國在未來應對環境挑戰的發展潛力，就此而言，它對於中俄在更大范圍內的可能影響在於，一則促進新能源及相關領域基礎設施的發展，逼迫中俄進行升級換代；二則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傳統石化能源的過剩，促使價格走低。這一方面可以打擊傳統能源及其附屬領域，另一方面則又令電力等其他部門無法擺脫對於傳統石化能源的依賴，從而造成節能減排上的更大壓力。這兩點都極有可能波及中俄的某一方。要知道，無論是削弱中俄中的哪一方，其實都會令美國在世界的戰略位置得以提升。奧巴馬在能源領域的積極作為，也可以讓美國把減排責任轉嫁給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傢，讓這些發展中大國成為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推手。奧巴馬強調：“我們同樣強化瞭與主要新興經濟體——印度、巴西和中國的氣候合作，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氣候排放體。例如，本月初我和中國的習近平主席達成瞭一個重要的協議，同意降低氫氟碳化合物的生產和消費，我們計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采取更多行動。這會帶來效果。這是降低碳排放的重要一步。”奧巴馬認為中國、印度等國排放量增長太快，現在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新興發展中大國采取行動。奧巴馬認為在2009年哥本哈根協議中對新興發展中大國施壓是其外交成就。奧巴馬的能源顧問Joseph Aldy提出，與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的首腦氣候會談是奧巴馬最有成效的外交成果，他讓這些發展中大國明確自己的減排目標。美國輿論認為奧巴馬應該首先讓國會通過這些提案。之後，總統應該與中印等國一起重啟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這些國傢都遲遲不采取行動。共和黨也對中國煤炭消費非常關註，認為即便美國實行碳稅，中國卻在以美國10倍的速度增加煤炭消費和碳排放。目前美國和歐盟共同推動環境產品和服務的全球自由貿易，歐美自貿區建設對中國的低碳產業可能造成影響。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3-11-08/159496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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